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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总有许多想不起来。想不起第一次看露天电影是在哪一年，也想不起最后一次看露天电影是在什么时候，更想不起都看了些什么片子。但是，看过露天电影，是在二十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是在东北长白山里一座矿山上，那是一定的。
矿山有个俱乐部，俱乐部前有片广场，广场及旁边的台阶和台阶上面的马路可以容纳许多人，电影就在那广场上放。矿山俱乐部，可以表彰公审开大会，也可以看电影，每有电影，多在俱乐部里放，不知为什么，有时又要把电影拿到广场上去。那时候，在东北矿山，一场电影票价两毛钱。两毛钱，是一个月的水电费，是四块豆腐，是一桶酱油，是十盒火柴，加上一分钱是三本田字格本。把电影从俱乐部里搬到俱乐部外，就像有钱人家请乡邻看戏，大家拥到一处省一回钱，总是一种安慰。
说到看电影，先想起一个节日。“文革”中期，矿山人迎来了一个节日，好像是一个比较大的节日，商店里放酒，放肉，人们“呼”地一下拥上去，一个打酒的孩子被活活挤死，孩子的父亲也许精神不正常，也许被孩子的死刺激得变态了，孩子刚被抬走，他又拎着酒瓶站在商店门外，人们“哗”地一下向两边让开，给他让出一条通道，他笑着走进去，笑着向两边的人点头，笑着买了酒，一直到离去，他都是笑着。“文革”时难得看上一部新电影，就像难得吃上一顿细粮，偶尔来一部新片子，人们就拼命往上挤。
电影《牧马人》有一个场面，许灵钧的妻子李秀芝和牧民们看露天电影，电影是苏联早期故事片《列宁在1918年》，银幕上瓦西里对他妻子说出那句著名的“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”，李秀芝在银幕外面内心中也默默学念着“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”。《牧马人》这个场面把我的记忆弄混乱了，自从看了《牧马人》，我总仿佛看到我在矿山看露天电影，看瓦西里对他妻子说：“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
“文化大革命”被宣布结束，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时间里，许多电视台为配合革命传统教育，经常播放老电影，我不知又看了多少回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南征北战》，不知又看了多少回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敌后武功队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，这就将我的记忆越发弄得混乱，我不知道哪些是我当年从露天电影先看的，也不知道哪些是我后来又补的。
有一个名叫郁冬的人，写了一首名叫《露天电影院》的歌，歌中唱道：“城市里再没有露天的电影院，我再也看不到银幕的反面。”人总想看到事物的另一面，我也绕到银幕另一面去看过，正向银幕上打量，银幕上忽然飞起一个怪物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有孩子在放映机和银幕之间扔起了一顶帽子。我看到了银幕的另一面，但我没在放映机和银幕之间扔过帽子。
看露天电影，最让人担心的是天气。长白山区，冬天来得早，一年深秋，看露天电影，夜晚的寒冷把脚冻得猫咬似的疼，但也还是坚持下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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